束的话，王骥应该是能及时赶到贵州平乱的。
但是史书记载中的王骥平叛时间却是在正统十四年的十一月，从四月到十一月，这一段时间里，王骥在哪里？当国家需要他这个兵部尚书，大明当时的第一将领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北征瓦剌没有他，半年的时间里，王骥就像从历史上消失了一样，与他一起消失的，还有麓川之战确切的结束时间。
细细回味那段历史，姜榆罔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正统十四年八月的土木堡之变固然是这一年发生的头等大事，但在土木堡之变之前的正统十四年上半年历史，语焉不详到了接近荒唐的地步。
用他作为现代人所熟悉的游戏来举例，简直就像是有什么剧情忘记更新到版本中了，以至于最新剧情的对话框里出现了大片的空白。
麓川之战，明朝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物力，持续了整整十年，这是一场足以影响整个明朝西南甚至整个中南半岛的战争，在这里生活着无数人，有着无数的资源和通向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无数港口，而这场战斗居然不明不白地结束了，后世几百年的研究里，竟然得不出来一个确切的终战之日。
麓川之战的终结，本身就是历史上的最大bug之一，而后世却把这种堪称敷衍的描述当做理所当然。
事实上，就算不纠结于麓川之战的结局这个最大的谜团，将后来发生的土木堡之变与麓川之战联系在一起，也有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事情，其中就有土木堡之变中将领的选任和部队的选择。
在土木堡之变发生时，曾经参与麓川之战的宣府参将张锐作为明英宗亲卫而阵亡，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土木堡之变发生前，麓川之战应该是结束了的，而且时间也完全足够参与麓川之战的部队回到原本的驻地，或者是来到北方前线参战。
但是无论是明朝乃至整个世界上最强的将领王骥，还是出征麓川的十三万部队，都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们前往明军对抗瓦剌的北方前线。
宣府参将张锐在出征麓川时无疑是有兵权的，但是随明英宗抵抗瓦剌时，堂堂参将却只作为一个亲卫出征。在英宗时期，参将可不是什么小官职，在明朝，参将的地位等同于都指挥使，是掌管一地都司，类似于后世掌管一省军队的军事大员。
而在史书记载中，在北方前线上的张锐却没有掌管任何军队，以亲卫的身份出征，这只能说明一个结果，他的部队没有跟随着他，参将成为了一个彻底的虚衔。
那么军队去哪里了？这一个问题，在姜榆罔看来，可能要和另一个问题结合在一起，正统十四年四月，贵州苗乱爆发，而直到同年十一月，王骥才受任总兵，负责平乱事务。
从表面上看，这一切好像很合理，因为王骥出征麓川，所以不能及时回来平乱，但是一旦在这里面加上土木堡之变的时间，一切就变得奇怪起来——土木堡之变发生时间：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日。
如果麓川之战在土木堡之变前就结束了，那么王骥作为当时的明朝第一将军，为什么不去北方前线抵抗瓦剌人？又为什么会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才奉命去平乱？
而更让人不解的事情还在王骥奉命平乱之后发生的事情，王骥并没有立刻出兵，而是选择在辰州和沅州屯兵，直到景泰元年，公元1450年，王骥才出兵平乱，剿灭匪徒。
要知道，王骥可是率领十三万大军出征的，其中无一不是各地卫所精锐，物资装备由全国供应，甚至有说法：是因为太多装备都用于供应出征麓川的南军，才会导致留在京城的几十万军队缺乏足够的装备就仓促出军，最终不敌瓦剌。
如果这样一支精锐的军队，是在掌控战局主动的情况下，因为劳民伤财而主动选择撤军，难道不应该直接对乱军发动进攻，剿灭匪徒吗？为什么还要屯兵发展？
到了这里，姜榆罔再次想起来明史中会川卫训导詹英对王骥的弹劾中所言：“师行无纪，十五万人一日起行，互相蹂践。每军负米六斗，跋陟山谷，自缢者多”。
在明史中，这一段话是詹英用来攻击王骥治军无方的，被后来的一些人认为是夸大之词，因为并不能找到其他确凿的记录与这种描述的状况相印证，并非是在描述实际情况。
但是姜榆罔综合以上的推测，判断这里很可能描述的就是明军在麓川撤军时的情景，这么一来就说得通为何行军如此慌忙了，因为这是一场大撤退。
历史上的明军孟养城白千帆比姜榆罔想得坚守孟养城的时间还要久，很可能坚守到了接近十一月才失败城破，而金沙江西的其他明军的下场比他想得还要惨，十几万大军在突然的包围下近乎无序地撤离，原本的大明精锐部队伤亡惨重到失去了剿匪的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