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候的明人则是另一回事。
西班牙门多萨的《中华大帝国史》记述：“下一天，即7月11日礼拜天，该城（泉州——引者注）的许多贵人去对西班牙人进行拜访，根据他们的习惯有许多礼仪合赞助的话，……这种访问花去他们一整天。”、“他们惊奇地看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，教养和高尚举止，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，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。”
传教士曾德昭记载：“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，勇敢地自承不如，而其他国家的人，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，不喜欢别的东西。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，即使并不精巧，仍然发出一声赞叹……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，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，对于那些有眼无珠、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，这是一个羞辱。”
而这种雍容和自信，显然随着明清易位，中国进入了一个蛮夷统治的朝代后，而彻底土崩瓦解，越发腐朽和愚昧。
白明修带领着新南明卷土重来、东山再起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冲击到了传统的华夷之辨。华夷之辨这个内容，也是白明修的“老师”，在精神和思想阵地不懈战斗的马恩大师经常叙述写作的内容。
白明修更正后的华夷之辨，在原本以礼仪教化区分的基础上，上升到了一丢丢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思。马大师认为，全世界有七大洲，土地广大，民族众多。中华傲立天下之中央，文明礼乐教化，传承数千年而不绝，乃人类文明之首。我中华之所以为华，归根到底是因为华夏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力，能够养育族人，过上富足的生活，并推广文明教化，使得社会稳定和谐。
那么，懂得努力钻研科学技术，勤劳工作，并具备美德的民族，我们华夏人应当承认他们的文明性，并与之交往，学习他们身上的优点，取长补短，与之和平共处。
如果，有一个民族虽然物质能力很强，但是没有道德标准，奴役欺凌弱小而不知节制，那么我们便不认为他们是文明，应该锄强扶弱，并保护自己。
马大师没有提到有道德而无生产力的民族，因为在新学的哲学理论中，这种民族不可能存在，现实中也确实没有。
也只有在这一套华夷之辨的哲学观下，白明修才能够支撑起大明的新朝贡和外交体系，依附于大明的国家为朝贡国，而被大明认可的则是邦交国。当然如果严格按照马大师的理论去卡，没有哪个国家够格成为大明一般的文明国家。
当然这一切的理论之下，还有一层潜逻辑——既然你们这些国家都不够格跟我大明爸爸平起平坐，那还是老老实实地叫爸爸吧，爸爸会好好地疼爱你们这群儿子的，做人有什么好，做我大明爸爸的狗不好吗？
收服全体地球成员国做朝贡国是一种什么体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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